07 2018
岌岌可危的流动时代之译者自由
人文学，区域研究和物流
中文译者：苏哲安（Jon Solomon） 韩笑
疆界的操演[1]：新自由大学中的区域研究和人文学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利用对区域研究的批评来说明人文学中流动性和迁徙相关的若干问题。在区域研究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学的区域研究课程的课堂上几乎没有或只有少数学者或学生来自该区域本身。区域专家认为一个区域及其居民是远隔的物体并且与这些物体之间没有或只有极小的个人关系。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对象区域的极少数碰巧出现在那里的学生主要被视为“当地线人”（native informants）。今天，这类课程的相当大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对象区域，或是与此区域有族裔上的关系。因此，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与地缘政治变化和全球人口控管挑战相关的变化？鉴于区域研究的老式学科形式预期中的终结，那么它们仍然值得保留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改变区域研究以便在当前的全球形势下恢复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力和关键相关性？难道我们应该废除既有人文学科并改用一个全新的学科形式取而代之？
作为讨论的开端，我希望读者能够牢记区域研究中知识生产具有内在社会性的面向。有别于规范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是理论或一般性质那样，区域研究所适用的对象被认为是它们所属社群的固有部分。然而，就像资本其实意指从劳动中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一样，由区域研究知识生产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也受到一种抽象化形式的支配。但由于篇幅的关系，现在并不是针对这两种抽象形式之间的关联加以理论说明的时刻；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为了将以上两者顺利结合在一起，某种表现——操演性(performativity)元素起着突出的作用。
在表现（performance）已经普遍成为一系列被监控和自我监控技术的目标之新自由主义大学里[2]，如同区域研究那样让知识生产当中社会关系相关的特质浮出表面的领域，更是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表现任务。这些领域的知识工作者假设想要获得‘奖品’的话，通常就必须通过兼具‘正宗’与魅力色彩的方式去体现并表演出语言文化的疆界，何况体现并表现出后浪漫主义时代地缘政治组织的骨干架构——语言与民族（language and people）之间的默认等同。区域研究所涉及的疆界展演工作（border performance）与旅游业员工的工作非常类似[3]；特别是在非精英大学，它们通常只是该行业的直接延伸而已。然而，在此我最想要强调的是，在疆界的扩散效应中，展演性是个具有高度必要性的因素，唯有通过它才能将各种疆界联系在一起，使得疆界似乎先于它编纂并整理的社会关系而存在。
在这种语境下，我理解的“表现——操演性”这一术语便意味着一种在某种‘剧院’中进行的展演工作，特别是意指一种存有论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舞台行动，暗中使得殖民-帝国现代性（colonial-imperial modernity）所立为制度的区域疆界成为人文知识学科划分的依据一事，显得如同一种给出物一般自然。这种展演工作将民族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统统集叠在一个单一的轴心上，将之扎根和归化于规范区域的形式上。而在后殖民世界中，这种区域主要采取民族国家与文明——例如以“西方”为范本的形式。
‘领域——区域’（Area）与其说是领土概念，不如说是生产主体的部署。知识生产与地缘政治地区或区域之间的综合关系，由殖民-帝国现代性的双极结构所调解，构成了我称之为领域——区域部署（apparatus of area）的机制。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指出，有关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康德式表述，对于人文学科角色一事所引起的学术反思而言，就是历代一直想要处理的核心问题[4]。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已：毕竟，它贯穿整个人文学的学科划分和社会组织，并由此获得实现。正因此，将思想流派冠以地缘名称一事才是殖民-帝国现代性一种典型展演特征的行为。这些名称——亦即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名称，不但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产物，而且也是当代全球社会关系中衡量相对的价值与位置的指标。领域——区域如此的双重状态（amphibological status）是现代性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它为了财富的采掘和剩余价值的积累，便摇摆在主体性的生产与劳工的捕捉之间。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才是原始积累之意[5]。原始积累如今已在理论界重新引起兴趣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劳动力商品化与人种差异抽象化之间的关键交叉点。该交叉点的名称就是主体性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领域——区域部署是主体生产的熔炉。由这个部署生产出来的主体被烙以各种形式人种差异的烙印——人种差异这个术语指的是一个奇特的内外皱褶，一方面它涵盖智人和其他物种（以动物/机器二分法为代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涵盖不同人类社群之间的关系（以国际主义和文明差异等比较框架为代表）。因此，学术迁徙人口的身份不仅仅涉及民族国家的疆界以及由其规范和代表的社会差异的整体，而且还涉及人文学科的疆界——我指的是所有学科，而不仅仅是那些关注外国地区或特定区域的学科。此处，我们来看看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关于在现代人文学的历史轨迹中所进行的学科自治发展的观察：
大学被划分为或多或少孤立的，自足的部门，是专业化认知模型特征的有限普遍性体现。 它建立了培训和研究领域，这些领域一旦建立，就会越来越多地忽视各个学科成立时的基本限制和局限。 事实上，学术“严肃性”的概念越来越多地排除了对一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之间关系的反思，同时也排除了对各个学科建立其疆界的历史过程的反思。[6]
在法国，如此乡愿的‘严肃’态度被赋予制度正当性地位的情况，在区域研究中体现的尤其明显，使得它们成为一般以区域为潜在基础的人文学科的典范。负责远东和近东区域研究教职员生涯规划的国家行政机构——法国国家大学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Universitaire，CNU）第15组的官网上，明文排除“尚未纳入本地语言的本地文献之研究”[7]。然而，如此的创始性排挤动作——一种通过制度获得正当性并具有“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色彩的动作[8]，假设将之片面怪罪于区域研究，那其实也是一样乡愿。毕竟，一旦将‘在地’之意掀开为二，让它不但意指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同一，而且更关键地意指认识论对象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同一一事，那么就意味着整个人文学全部都被卷进去。换句话说，它涉及领域——区域和人种差异部署对异质性的分布机制。CNU第15组，如同国家大学委员会中其他基于区域差异的学科分组一样，恰恰是人文学科在人口控管、升迁和迁徙相关的规范控制上宣示一种认识论与社会性之间高度趋同的制度轨迹。对职业升迁的控制是国家大学委员会行使的核心任务，并对更加无形的其他升迁与流动性则构成了有效的杠杆作用。该单位形同在求知欲和社会升迁的控制之间搭上体制联系。事实上，这种创始性的排挤条件通过如同指示词——“在地”(“the local”) 一般的方式召唤常识性的认同一事仅能凸显，区域概念终究是个密集而高度理论性的概念（a densely theoretical concept）。区域研究的诸般效果与哲学领域相比，前者其实具有远高于后者的理论色彩，恰恰在于将‘所在’和‘所思’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自然化的双重建构 (并导致所谓“西方理论”这个标准的双重建构于是乎就变成殖民-帝国现代性模仿欲望的本质范本)。哲学，即使在它作为“一般翻译”的作用中[9]，也只能梦想在现实中去实际产生那样的效果。(因此，德里达的很多作品都集中在可重复性（iterability）连带引起的虚构性问题上，也就是说，集中在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的一般条件上。）
以上讨论即使过于简略，也可以协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通过一种创始性排挤动作获得成立的区域研究，其实包含着两种表述要素，而根据领域——区域部署的伦理要求，这两种要素却不准相互交流：其一是一种从殖民-帝国现代性‘国际世界’产生出来的对比架构，其二是在对比框架发生之前(并且总是被它覆盖)的共通普及（common）或跨国（transnational）的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区域研究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物流装置，其目的在于禁止我们针对一种自命为普世，却专属特定区域，又同时具有认识论对象性与社会关系展演性两种不同特质之理论生产复合体，展开清楚辨识，洞察之所以然的工作。换句话说，区域研究促进了以“西方理论”幻想为模板的‘领域——区域’这个双重建构的扩散。
法国大学委员会第15组赖以创立的常识性排挤条件——亦即全世界广义人文学的‘领域——区域’基础——正如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提醒我们的那样，随着历史条件的压抑而一方面化为学科划分组织的母体，另一方面成为地缘政治的划分。殖民-帝国现代性的双极遗产——一方面分裂为‘西方及其他者’（the West and the Rest），一方面分裂为经验性学科与一般或规范性学科的学科区隔——构成了学科划分被接合到后殖民世界地理文化想象的历史，并同时在国际性对比框架之下对于那些差异进而加以压抑。对于领域——区域部署而言，这两种异质类型的跨界流动性之间的互动都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和互构性。大卫·强森和斯科特·迈克尔森（David Johnson and Scott Michaelsen）在他们合编且名为《疆界理论》的论文集里，无疑就是因为观察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才会指出, “假设疆界的理论化工作想要避免忽视国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构’和‘秩序’在规训和支配疆界一事所扮演的角色的话，那么所有的学科及其历史都必须纳入与疆域（borderlands）问题的互动并与之产生交流。”[10] 疆界，无论是关于知识学科的划分还是人口控管的规训，都是通过‘时间’表达‘互动’的构成过程，而不是空间化的静态界线。因此，“所有学科”的概念实际上并不是指无所不包的笼统状态，而是指向‘结构’与‘临时性’之间的互动问题。这种临时因素进而指向了人文学科‘领域——区域’基础的根本不确定性，甚至不稳定性，以及其需要不断获得“重新展演”来维持自身。
人文学投资于并依靠于物流学
在初始阶段，外籍劳工/客工 (guest worker) 的主题可以从实证的意义上理解为指特定市场中某种劳动形式的身份。就高等教育产业而言，“客工”只是“学术流动性” （academic mobility）最显而易见的一般形象。不言而喻，如果不参考构成和管理它的市场条件，这种流动性根本就无法理解。而此过程所涉及的其他不同过程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变更，莫过高等教育在世贸组织(WTO)的屋檐下被重整改组，成为服务业众多行业里的一部分。虽然金融，信息技术和电信、管理、零售和物流是服务业制度化背后最早的主要推动者，但其类别已经扩展到包括旅游、法律、娱乐、安全、医疗保健和教育等。这些部门代表了可能直到最近才被视为国家公共性的物品（national good）和资源。时至今日，这些部门也可能会让我们隐约察觉到若干发生在民族国家历史这个特定的建构范畴成立之前，并且还可能超越它的共通普及（the common）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学术劳动当前的处境复制了自由贸易协定，无论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法理架构下所展开的尝试，力图分辨出上下关系分明的两种劳动力的雏形。简·凯尔西(Jane Kelsey)作为所谓自由贸易协定[11]扩散一事的知名批判性专家之一，从监管制度的角度总结了这一区别。他说:“富裕国家希望一边将精英工人的流动定义为一个‘贸易’问题，一边将任何其他类型工人的国际流动性视为一个移民问题。”[12]监管制度通过确定市场组织来影响劳动力，将移民和跨国流动人才之间的区别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一个政治问题。对于如同雨后春笋崛起的全球化链锁英语大学而言，类似于跨国财团内部调动人员的安排和外包服务商的保证（这两者都是如同TiSA等自由贸易协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是在贸易/移民二分法的伪装下，为管理全球劳动力流动所提供的重要工具。
虽然今天大学内的外来劳工往往受到差别待遇的影响，而这种差别待遇取决于个人落入移民/贸易二分法的哪一方,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学术劳动——这一我试图根据广义经济关系来定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疆界管理工作——其本身在内部就重现了这种区别。这一点毕竟因为有点违反直觉，所以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凯尔西针对整体劳动地位在即将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TiSA）——这是一项旨在创造有利于服务业的全球运营环境的跨国自由贸易协定，指出： “除了作为一种商品，一种配送模式或一种'贸易壁垒'之外，劳动力的能见度其实很低。”[13]乍一看，劳动的不可见性似乎与学术劳动没有多大关系，尤其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劳动的可见度快速增加，或更精准的说，它成为关键绩效指标进行不断衡量的对象。然而，当我们开始思考与翻译有关的一般学术劳动时，这些现象的面貌就会丕变，以至于会出现平时看不见的多重联系。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提出了“译者的隐形性”这一广受瞩目的知名议题，但其也仅涉及了翻译和物流之间关系的冰山一角而已。据凯尔西所描述，物流这个名称是用来概括服务行业劳动力变得“可见”的时刻：即，在跨境商品或商品化资源和服务的“配送模式”中。
我们不应该惊讶于今天人文学科的劳动力越来越迁就物流模式。毕竟，这实际上就是教育作为服务业的概念所暗示的结果。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物流已经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代表了人文学知识生产的核心使命。物流模型对于人文学的优势主要在于其管理疆界表现与展演性的能力，并从中获益。此时我们应当记得，资本的根本利益源于一种根本茅盾：一方面，它让一切社会关系均需受限于均质性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同时保留一整套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社会分层与区隔，以便确定劳动商品差别价值具有一个有效指标，并确保可以从中提取剩余价值，进而让不平等的积累制度得以蓬勃发展。物流可以说是一门通过效率指数（index of efficiency）同时管理这些相互抵制的目标的科学。当然，效率指数从头到尾涉及表现——操演性，即不断向工人提出绩效评量的要求。这种基于价值的自我指涉性（the self-referentiality of value）的管理哲学，为人文学科，在面对全球化经济下后福特主义那样由于诸如标准的多样化与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时间标准的崩溃等现象时，提供一种看似足以逃避或减免价值危机——价值稳定过程危机的方式。它还进一步掩盖了我们以上讨论人文学科划分时所观察到的历史性及其被遗忘的矛盾形式。
指涉性对区域研究而言不仅具有诠释学意义，而且最终是与金融和资本主义价值稳定过程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观念[14]。在冷战时期北美区域研究的早期建立期间，区域研究专家着迷于圆满的自我指涉性（perfect self-referentiality），而这种理想便促使他们采取一种密闭的封圈形式：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不但可以对他们学科区域之外的知识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还可以对自身领域内，文化知识与诸如金融、开采和物流等面向之间的连结同样保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今天，那个完美的自我指涉性的梦想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托辞，已经从区域研究转向物流，导致两者越来越难以区分。
从人文学政治参与这个角度来看，物流提供了一个善于理解领域——区域部署的策略，理解其如何贯穿知识生产、金融化/审计文化（financialization/audit culture）和全球人口控管等多个领域从而成为调节主体性的模板。从物流的观点来看，我们应当吸取的第一个教训便涉及疆界的表现——操演方面。疆界的物流学（logistics of borders）不仅涉及其调动、监控、控制、协商和对资本积累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其历史性被压制的过程。疆界因此才需要以规训的流式不断重新操演。换句话说，疆界物流是一种全面的、表现——操演性的部署，有益于人文学双极组织去顺利处理像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所指出的“分界的暧昧性” [15]（the ambivalence of demarcation）的问题。
从历代不同哲学立场对现代大学使命相关的辩论的核心议题——理性与文化之间的开创性区隔这个角度来看[16]，高等教育如今被重新定义为服务业一事标志着以上这种历史区隔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就好比两者间的历史区隔经受一种强迫性的等同命令后就发生短路一样。引用柯拉克（Timothy Clark）的说法，一方面“大学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立法机构这个一般性的概念” “有助于将又模糊又明显反理论的[国族文化认同]概念作为一种‘后设主体’”，与另一方面“一种理性探究的自治的理想，也就是在实践中成为学科自治的理想”，两者间过往的区隔已经彻底混淆在一起。[17]此后，人文学科就成为了疆界表现——操演（border performance）的场所，形同被征招作为全球劳工管理的一种形象机器并附加在旅游业之上。学科划分中历史轨迹和与之相伴随的对历史的压制这个悖论的现象，是任何试图将人文学科和迁徙劳工同时解放出来的尝试的关键所在，尤其是相对于人文学科那样被服务业并吞一事所代表的主体化效应。因此，我们首先应认真聆听布雷特·尼尔森（Brett Neilson）的呼吁，不仅要思考“跨界理论”（traveling theory）的“文字学和诠释学意义”，而且还要思考“运输、通讯、记忆或经济的基础设施条件” [18]，将主体性的生产接合到实体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在这些基础设施条件中，学科划分或疆界相对于地缘政治划分相关的疆界所特有的表现——操演性形式其实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让一种蓄意的历史化建构才能产生悖论性的历史压抑。
翻译
在人文学中，最能代表学科划分这个制度实践的工作，莫过翻译。正如布雷特·尼尔森（Brett Neilson）在2014年关于物流与翻译之间关系的一篇开创性文章所指出，如果物流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一种在以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for-capitalist-ends）环境里的“技术运作” （technical operation），那么翻译就是一种相对应于同等目的理性的“社会运作”，旨在收编各式联运，从“文化互操作性” （cultural interoperability）细部计划的建立，到人类劳动被重新定义为算法运作的辅佐物等等现象统统都包在内。
通过领域——区域部署将知识生产与全球人口地缘政治组织连结起来，或者说，通过‘国际转向’被组织起来的人文学的学科划分与世界其他显著组织划分之间的关系（例如分工体系与在国家那边才获得具体实现的国族区分），统统都是叫我们重新关注翻译的劳动（the labor of translation）的问题。在一本充满一系列创新性见解的专著——《作为方法的疆界》一书里，尼尔森与单卓·梅扎德拉（Sandro Mezzadra）强调，翻译的劳动对于各种疆界斗争的意义非常重要[19]。毋庸置疑，翻译的劳动与外籍劳工形象相关的迁徙劳动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点可能正因此易于让人误以为，这种劳动在整个人文学中偏偏占据了边缘地位，因为人文学毕竟仍然以国家为主要的组织依据（即，国家标准语和外语之间的区别仍然继续在语言、劳动、学科划分等方面发挥着各种主导性的组织作用）。相反，我认为尼尔森与梅扎德拉那样指出“区域研究在世界的更新生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这个论点，不但极为正确，而且还需要更进一步往前推动。就颇能代表区域研究的翻译工作而言，其涵盖范围远超过那些专门负责特定‘外国’语言与区域的学科，并涵盖整个人文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在内。以翻译在国家标准语建立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为典型，现代翻译体制其实远远超越了语言的范围，成为围绕民族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积累制度中社会关系的一般模型。翻译工作在人文学的知识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尚未获得广泛而足够的承认，它的位置确实是相当核心的。因此，对于理解人口控管与知识生产之间的政治联系一事，研究人才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以及所有学术劳动者共有却尚未获得承认的那种类似‘外籍劳工’的特质，都是至关重要的面向。
在这个脉络里，雅安·莫利耶·布当（Yann Moulier Boutang）在十几年前有关劳动自由的意义（the meaning of freedom for labor）的评论，应该被拂去年代的尘埃，来协助我们去理解劳动当今被抓进领域——区域部署熔炉中的奇特处境：
“在其最重要的物质层面上，自由这个不受束缚的可能性，与其说是对一切形式经济性约束的拒绝，不如说是为了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工作、另外一项活动、另外一种谋生手段而从某种特定的地方辞退的自由，从而换取总是在交换经济之内的它方（elsewhere）......”[21]
与高等教育行业有关的两件事情很清楚：1）辞退的自由不仅受到该行业以国家为标准配置的严重制约，而且还受到学科划分的另外一层系统规定参数的制约，即现代翻译体制被压抑的历史性和领域——区域部署的本质联系。 2）在人文学科的脉络里，由市场被组织起来的“交换经济”，正是通过学科划分所编码出的翻译的历史形式，才得以实现。正是因为它是通过知识生产的媒介作用，而知识生产本身就是“世界”的一种具有类比性却难以捉摸的副本（其中包含所有其他的社会实践的‘反映’在内），“交换经济”总是牵涉到一种翻译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一词意指大学中交换价值的具体形式，而这点正是现代人文学中，劳动为资本服务一事的症结所在。翻译被化约为物流才是人文学被迫转型为服务业的特点，而这个转变进而加剧了社会价值被译成交换价值的趋势，并同时反过来导致了疆界的表现——操演需求不断升高。在这种构造下，向“它方”移动的自由已经被领域——区域部署登录为一个强化系统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永远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制图学意义上的装置（a cartographic device）而已，而总是牵连到这样一个矛盾状态，将差异的逻辑图式接合到被压抑的社会划分。因此，劳动自由的含义必须重新定义，我们才能面对疆界物流学表现——操演性的挑战。
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自由（freedom of the translator）常常与规范的重要性形成对衬[22]。然而，如果“学术自由因此是一种制度性事务，而不仅仅是个人言论自由的问题”[23]，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翻译自由的制度面向与现代翻译体制中的学科划分的历史轨迹之间就存在某种直接的关联。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牢记，学科划分中被压抑的社会差异，原来都是被加以编码化，分别成为翻译与发话（address）的制度化形式而已。关于人文学，在面对自身被迫转型为一种服务业之际，之所以从未发动持续对抗的运动，并提出它们另类愿景的历史缘故一事，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两个面向：一方面不能忽略区域研究，作为一个精心设置在大学制度边缘上的物流翻译机器，其表现——操演性角色的分量，不但与该领域在人文学科知识上的相对无足轻重的地位完全不成比例，而且更是整个人文学科谱系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其他人文学科——正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规范性的学科，所以与经验性领域（empirical areas）无关——所默许的共谋。
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提出“解放翻译”的三个原则对于作为客工/译者的学术劳动的政治参与的理解，可能提供一些帮助。首先，切斯特曼称之为TIANA原则是“反对某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钟爱的TINA [没有其他选择]原则” [24]。在切斯特曼对TINA原则的修订方案——TIANA概念中，第一个A字母则代表了“永远”（亦即“没有其他选择”变为“总有另一种选择”）。这样的变更让人忆起语言的可重复性的发现一事其实破坏了原产地和违禁品之间的关系这则道理。因此，切斯特曼的第二个原则，毫不奇怪，是由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启发的对话原则（the Dialogical Principle）。对话一词意指起源，一旦不再占据存有论给定位置之后，关系性被凸显之意。这种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存有论其实相当于一种政治立场，专门冲着那种认为个体是唯一有意义的分析单位，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家去创造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的概念。换言之，该政治立场的微小定义可以集中解释为撒切尔式新自由主义的拆除。然而，由于前两条原则所瞄准的拆除对象，在切斯特曼的第三个原则中偷偷地被重新纳入的缘故，所以我称之为个体性原则（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切斯特曼并没有将翻译视为一种跨个体化行为，而是通过对译者的合法权利和责任的讨论将我们带回到基于预设的社会契约范畴，而这些假设相当于一种所有权上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隐含理论。这正是米丽安·苏谢（Myriam Suchet）发现的“标准正名”的陷阱：“将‘语言’作为一个自主和稳定的实体而构成的错觉只存在于某个思维程式中，可以说存在于一个标准正名范式中，就好比在以下的方程中结晶：{一个单一，不可分割的语言} = {一个一致性的话说主体} = {一个民族国家}”[25]。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可以借助弗雷德·莫顿和斯特凡诺·哈尼（Fred Moten and Stefano Harney）所强调的触感性（hapticality）概念来取代切斯特曼那条遭到破坏的第三原则。触感性是一种既不是个体也不是集体的感受形式，是一种跨体形式：“这种形式的感觉既不是集体的，不是赋予决定的，不是坚持或执着于聚落、民族、国家、领土或历史故事的;任何群体也未曾能够将之重新占有”[26]。
触感性，“一种通过他人来感受，也让他人通过你而感受”，恰恰是翻译的情感结构。翻译就涉及充当他者去发言，却不构成一种个体。这就是我们的自由，翻译/客工真正的自由。这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消费主义），也不是控制他人登录的自由（守门人的职业精神），也不是事不关己的自由（学科专业化和管理主义），而是自由接触和被不确定性，潜力和虚拟性触动的自由，可以共享和分享的自由。翻译的自由，无论是从本质上还是从学科上来说，都是为彻底改变领域——区域和人种差异部署而斗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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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performative 一词来自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语行动理论，其中文翻译存在不同版本，当中存在争议的是被翻译为“实行式言语行为”和“完成式言语行为”。而英美文学界多将其翻译为“表演”从而强调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著作中所描述的对于性别意义的颠覆性反串和戏剧演绎性话语实践。本文根据全文上下不同的语境将其派生词performance和performativity翻译为 “展演” 、“展演性”、及复合式的“表现——操演”、“表现——操演性”，是因为第一部分阐释与“疆界”的关系时更强调其“展演” 和“展演性”，而第二部分则着重强调了物流和人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又根据新自由主义大学中绩效考核的脉络将其一面翻译为“表现”而根据物流一词来源于军事运输将其另一面翻译为“操演”。但是本文所采用的这种根据不同语境下的复合式翻译策略并不表示其意义仅限于此框架，恰恰相反，这种折中的翻译方式正强调了其不确定性和不可译性，正是德里达所提出的“延异”（la différance）概念，也正因此希望能促进读者和其他译者的想象和思考从而传达出本文所强调的“译者的自由”。
[2] Michelle Falter, “Threatening the patriarchy: teaching as performance”, in Gender and Education, 28:1(2015), pp. 20-36.
[3] Larissa Schedel, “Working on and with the language border: The struggle for legitimacy and authenticity of tourism workers.” Presented at the panel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s and Speakers in Late Capitalism”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De)centring and (de)standardization,” June 3-6, (2015),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trieved July 21, 2017, from https://congress.cc.jyu.fi/ss20/schedule/pdf/1732.pdf.
[4] Samuel Weber, “Ambivalence,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Diacritics, 15:2 (1985), p.15.
[5] Gavin Walker, “The Accumulation of Difference and the Logic of Area”, in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019),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6] Samuel Weber, Institu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32.
[7] Section 15,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arabes, chinoises, japonaises, hébraïques, d’autres domaines linguistiques: Présentation”, Conseil National Universitaire. Retrieved January 30, 2018, from http://www.cpcnu.fr/web/section-15/presentation.
[8] Etienne Balibar, “Is There a ‘Neo-Racism’?”, in Tania Das Gupta, Carl E. James, Chris Andersen, Grace-Edward Galabuzi, Roger C.A. Maaka, eds., Race and Racialization: Essential Readings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2007), pp. 130-140.
[9] Jacques Derrida, Eyes of the University: The Right to Philosophy I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 David Johnson and Scott Michaelsen, “Border Secrets: An Introduction,” in Scott Michaelsen and David Johnson eds.,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2.
[11]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是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等。
[12] Jane Kelsey, TiSA: Foul Play (UNI Global Union, 2017), p.30.
[13] Ibid., p.26.
[14] Jon Solomo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Apparatus of Area under Pax Americana: the labor of translatio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work of the common”,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Paradigm Shift of the Colonial-Imperial Order and the Aporia of the Human Sciences.” June 2, 2017,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15] Samuel Weber, “Ambivalence,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Diacritics 15:2 (1985), p.15.
[16] Timothy Clark, “Literary force, institutional values”, in Elizabeth Beaumont Bissell ed., The Question of Literature: the place of the literary in contemporary theory (Manchester &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1-104.
Bill 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 Clark. Op. cit. 96-97.
[18] Brett Neilson, “Knowledge on the Move: Between Log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4:129-146 (2014), pp. 132-133.
[19] Sandro Mezzadra & Brett Neison, Border as Method, 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71.
[20] Ibid., p.42.
[21] Yann Moulier-Boutang, “Between the Hatred of All Walls and the Walls of Hate: the Minoritarian Diagonal of Mobility”, in Meaghan Morris & Brett de Bary eds.,“Race” Panic and the Memory of Migration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1), p.109.
[22] Andrew Chesterman,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16).
[23] The Question of Literature: the place of the literary in comptemporary theory.
[24]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p.191.
[25] Myriam Suchet, Indiscipline ! Tentative d’université à l’usage des littégraphistes, artistechniciens, et autres philopracticiens (Montreal: Groupe Nota bene, 2016), p.48.
[26] Fred Moten and Stefano Harney, 2013. 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and Black Study (Wivenhoe/NewYork/Port Watson: Minor Compositions, 2013), p.98.